法律应不应该惩罚婚外情

姚洋

去年公布的《婚姻法》专家意见草案提出了配偶权利的概念，从而为婚外情法律处罚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炒作和学术辩论一段时间。前不久，广东省出台了地方法规，对婚外情进行法律处罚。媒体认为婚外情法律，该规定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授权婚姻的受害人将婚外情从事者购买的财产分配给第三方。法律专家将于今年10月再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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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专家意见稿，不少人强烈反对对婚外情实行法罚。他们认为惩罚婚外情是道德泛化的表现，是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是对历史的逆转。这个反对意见有三个缺陷。首先，道德与法律之间从来没有严格的界限。道德可以成为法律，法律可以让位于道德。道德和法律甚至可以判断相同的行为是好是坏。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是道德和其他非正式约束的替代品——国家暴力替代自然权威。然而，一些原本由法律管辖的领域在现代已经让位于道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法律放弃了对通奸妇女的惩罚。最后，法律和道德同时承认某些行为是不恰当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盗窃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用所谓的“道德概括”来反对对婚外情的惩罚是难以成立的。其次，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对婚外情的惩罚是无法反驳的。是的，惩罚婚外情是对婚外情发生方的自由的限制；但是，它也保护了受害人的自由不受对方侵犯。应该清楚，自由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和道德网络定义的人为现实。对婚外情的惩罚不过是对自由的重新分配。剩下的问题是，对婚外情的惩罚是不是因为违反了私人的域而不能做？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是 私人 域规则的替代品。在中国，地域和亲属团体曾经是独立于法律的，是公法无权控制的私人域；然而，这几十年的法律扩张，打破了这个私人域，使得香山帮叶的行为不再合法。家庭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美国，虐待孩子的父母负有法律责任，中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没有天然的私人字段，因为当我们定义私人字段时，我们已经在定义一个社会关系：当我们说某个领域是私人 就领域而言，我们实际上是指其他人和公法无权管辖该领域中的个人或团体的活动。纵观法律对私人领域的入侵，我们看到的是私人领域的萎缩，其方向是单个个体，入侵的目的是加强保护的个人权利。这个判断也适用于婚姻。因此，不可能以保护私人域为由反驳婚外情的惩罚。最后，虽然那些反对惩罚婚外情的人批评道德泛化，但他们也保持着一种道德或意识形态：一种在强大的法律控制下的排斥感婚姻。形式。在多元社会中，个人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完全正常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区别。因此，反对以“逆转历史”来惩罚婚外情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旨在分析惩罚婚外情在经济学中的利弊。与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同，经济学分析法律的功能，看它能否实现预定的社会目标。在这里，我将社会的目标定为高质量的婚姻。所谓优质的婚姻，是指婚姻彼此相爱，自愿维护自己的婚姻；两人的感情越深，婚姻的品质就越高。这个目标应该得到支持和反对惩罚的双方同意婚外情。我想考察的是，对婚外情的惩罚能否达到提高婚姻社会质量的目的。

先从婚姻的属性说起。《婚姻法》专家意见草案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配偶权利的确定：婚姻双方对对方负有一定的责任，一方背叛对方（发生婚姻 @婚外情) 受到惩罚。从经济角度来看，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否则我们不需要注册婚姻）。离婚是终止本合同的唯一合法途径。婚外情 是违约，应该受到惩罚。因此，配偶权可以理解为婚姻长期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婚外情对其他家庭具有负外部性，因为它具有示范作用，导致更多的人发生婚外情，从而导致更多的受害者。而且，婚外情的泛滥，让忠于婚姻的人不敢结婚，怕受到伤害。如果婚姻对社会有正面价值，这些忠于婚姻的人就不会结婚，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